高士其（高士其的资料）_名人名言_喜文网-汇集经典美文美句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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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其是什么家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高士其（1905-1988），192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1931年回国历任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桂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食品研究所所长，《自然科学》副主编，一级研究员。全国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中国科协顾问、常委，中国科普创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保护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去世。

高士其（高士其的资料）

高士其生平有哪些事迹？

1905年11月1日，高士其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户书香门第，他在少年时代兴趣广泛，聪慧过人，13岁就被保送进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他用7年时间修完别人要用8年才读完的全部课程。

1925年，高士其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1926年夏，转入芝加哥化学系。后来其姐患流行性疾病去世，在深感悲痛之下，他为把人民从疾病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于1927年夏，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细菌学系，改读细菌学、公共卫生学，获得博士学位。1928年，在一次实验中，一个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破裂，病毒进入了他的小脑，并留下严重后遗症，后来病情不断加重。医生劝告高士其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休养。但高士其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但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这位海外游子是怀着满腔热忱归来的，而等待他的却是饥饿和失业。他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弄到检验科主任的差事，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后来他去了上海，住在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由于经济困难，营养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这时，他与董纯才、张天翼、艾思奇等文化界进步人士有了往来。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消灭害人的“小魔王”，必须先消灭社会上的“大魔王”。从此，他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战场。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发表了。1935年，他又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这个期间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来，祖父给他起名为“高仕錤”，当他郑重地用起“高士錤”这个名字时，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仕镆”两字的偏旁去掉，他认真地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7年，高士其在“八·一三”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前往延安。1937年11月，身有残疾的他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当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高声说出“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写作、讲课，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很恶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全身瘫痪。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此后，他辗转流亡于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争，一方面坚持创作。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等，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以及《新科学与新民主》等，都创作于这个时期。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平。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平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平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当秘书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按口型“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创作。他的作品，每一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着轮椅到鞍钢、到大庆、到呼伦贝尔草原、到西双版纳丛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向恶势力屈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1975年1月，他趁参加全国第四届人大会议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陈述了对科普工作的建议，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又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递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书。有时，他甚至因连续创作突发急症，经医院抢救方能脱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战斗的笔，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他一生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高士其的介绍50字

高士其（1905——1988），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岁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幸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不幸的是，在一次实验中他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逐渐全身瘫痪。此后数十年间，尽管他“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们奉献了数百万字精美的科普文艺作品。

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天的进行曲》。

高士其是什么人

高士其——卓越的科普作家

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一样，又是第一个来到了细菌学系实验室。他要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脑炎病毒，然后取出它们的脑子进一步观察。说不上为什么，他的左耳道这几天发炎了，疼痛一阵阵加剧，身体也感到很疲劳。“要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高士其这样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实验停不下来。

“嘭！”正当高士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管爆裂了，毒液随之四溅，弄了他一身一手。同室的人见状，惊慌地呼叫起来。高士其并不害怕，他要征服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种食物毒菌，他还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进行自身感染试验，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试管做了处理，便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他没有想到，这次却种下了影响他终生的祸根。

半个多月后，他的左耳听不清声音了，脖子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双手却经常颤抖，怎么也不听使唤。这是怎么啦？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课程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假想得到了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5年，好好安排后事吧！

高士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他从医院出来，直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正沉落到一个黑洞洞的深渊，越陷越深。“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高士其痛苦地思索着，徘徊着。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来美国求学的，本来学的是化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传来了姐姐被霍乱夺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恶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愤怒的火焰，“我一定要消灭这些害人的小魔王！”于是，他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决心做一名细菌学家。可是现在，和“小魔王”的战斗刚刚开始，自己又被击中了。

医生劝告高士其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休养。经过一番剧烈思想斗争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这位海外游子是怀着满腔热忱归来的。而等待他的却是饥饿和失业。他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弄到检验科主任的差事，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这如何能行？他离开了。后来他到上海，住在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由于经济困难，营养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这时，他与董纯才、张天翼、艾思奇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来。文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消灭害人的“小魔王”，必须先消灭社会上的“大魔王”。从此，他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战场。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发表了。1935年，又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期间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来，祖父给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书香世家，“棋”则是现从康熙字典查来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金。当他郑重地用起“高士其”这个名字时，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仕棋”两字的偏旁去掉，他认真地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7年夏初的一天，文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在“八一三”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他身体残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奔向延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两个月后——1937年的11月，他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当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高声说出“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觉，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每天，当太阳刚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别人的帮助下吃早点。然后，用10分钟时间做简单的医疗体操。接着是看报，首先是《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当秘书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接口型 “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这是多么丰硕的成果！这又是多么艰苦的劳动！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创作。他的作品，每一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着轮椅到鞍钢、到大庆、到呼伦贝尔草原、到西双版纳丛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向恶势力屈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1975年1月，他趁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陈述了对科普工作的建议；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递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书。有时，他甚至因连续创作突发急症，经医院抢救方能脱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战斗的笔，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进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样：

在冰雪的南北极，

在炎热的赤道上，

在海拨两万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你的影踪。

饥寒、疾病和一切自然灾害，

是你的敌人。

你和死亡搏斗，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

生命啊，我赞美你，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欢乐的大地，

你歌唱喜悦的春天！

当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高士其的科学文艺创作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1984年12月，人们在北京隆重集会，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祝愿。此后，他依然一如既往，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这位科学文艺作家的日子里，人们盛赞他的伟大人格，不断地吟咏他写下的赞颂天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诗句。其实，高士其本人就是一个盗火者——盗取人类智慧之火，“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在中华民族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的伟大进军中，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高士其的名字。

科学铁人高士其的一生是怎样的？

1905年11月1日，高士其出生在福州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祖父母都酷爱文学，喜欢作诗。高士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高士其天生聪颖，四岁，就开始学习识字，背诗。他记忆力超群，不用多久，便能把诗背得滚瓜烂熟。

有一年，高士其的弟弟突然得了病，病得很厉害，请大夫来看，大夫说：“这小家伙病得很严重，是‘白喉杆菌’侵入他的身体，使他的喉咙里长出白膜，弄不好会致命的。”最后，高土其的弟弟真的病情加重，导致呼吸困难室息而死。全家人都为此而悲伤。过了一段时间，高土其也患上了白喉病，幸亏抢救及时，才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

高士其特别喜欢读书，六岁那年就开始上学了。他第一天上学时，兴奋得天还没有亮就跑到学校去。学校的工友对他说：“哈，还早着哩，哪有这么早上学的呢？先回去吧。”

这事被老师知道了，夸奖高士其说：“像这样求学心切，勤奋好学，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呀！”

高士其在学校认真听课，回家专心复习。他读书像着了迷似的，有的时候，连贯耳的惊雷声竟也听不到，可见他读书是多么的专心啊。

三年级时，高士其转到当地有名的明伦小学读书。那些纨绔子弟只知玩耍，整天胡闹，高士其对此非常痛恨，从不和他们来往。

高士其因为平时喜欢看书，积累了丰富的词汇，因此作文写得特别好。尤其是有一次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是《论钓》，高士其借题发挥得很好，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高士其的妈妈教育孩子非常严格，她写得一手好字。在高士其放假期间，她要求儿子练字。常常是高士其写了一遍又一遍，妈妈还总是摇头。她指出儿子的缺点，这一笔不够有力，那一笔布局欠妥。高士其在妈妈的严格要求下，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于是便天天坚持练习，从不怕苦。就这样，严师出高徒，时间长了，高士其果真练出了一手好字。

高士其十三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全家人都为他高兴，他自己更是兴奋得不得了。

不久，高士其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奔赴北京。一路上，他看到的是贫穷和落后。他想：“到美国去学习新科学，我一定加倍努力，回来后振兴贫穷落后的祖国！”

到北京后，由于高士其的成绩优秀，一入学就插入了二年级。可是由于学校全是英语式教学，他原先英语基础差，学习感到很吃力。但是高士其并不气馁，下决心攻克英语关。他每天把单词写在小本子上，一有空就读、背，连买饭时也不闲着。由于他的勤奋努力，想尽各种方法，利用所有的零碎时间学习，渐渐地，他已能听懂老师的讲课了。到期末考试时，过去只学了点ABC的高士其竟然获得了“英语优等奖章”。

到了暑假，山东华详义赈会为修公路，请高士其给美国设计人员当翻译。他译文正确，对答如流，人们还以为这位“小翻译”是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这件事使高士其懂得了：外语是通向世界的桥梁，多懂一门外语，就多熟悉一个世界，多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所以，当他读到四年级时，便又选学了德语和法语。

高士其用功学习，他最感兴趣的是生物学，简直成了生物迷。

高士其在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读了七年书。先后获得英语、国语、化学、生物学等优等奖章。192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保送到美国留学深造。

胸怀大志的高士其到美国后，忘我地读书、研究，泡在实验室观察各种病菌、病毒，那千变万化的生物习性和生态样式。读书务必求本，试验力求亲身。为了研究食物毒菌的危害，他竟然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作感染实验，记录自身的病状反应。高士其认为：只要试验对消灭这样的细菌有贡献，即便是自己中毒了也值得。他这种冒着死亡的危险，进行自身试验的科研精神，震动了当时的所有医护人员，他们一致赞叹中国人的奉献品格和牺牲精神。

高士其天赋出众，研究刻苦，成绩优异，摆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光明的未来。不料在博士课程即将完成之际，恶魔却向他悄然扑来。1928年的一天。他同往常一样来到了细菌学系实验室。他先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了甲型脑炎病毒，然后取出它们的脑子进一步观察。“砰”的一声，正当高士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营爆裂了，毒液溅到他手上身上。同事们都惊慌地叫喊起来，高士其沉着迅速地处理干净妥当，便又去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万万没有想到，从此留下了危害他终身的祸根。半个多月后，他就开始有所感觉，先是左耳嗡嗡听不清声音，接着脖子僵硬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麻利敏捷的双手开始不时地颤抖。这是怎么啦？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确是患了甲型脑炎，并有了后遗症。他的猜测得到了可怕的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

医生叹息着告诉他还能活5年，劝他立即回国休息。但高士其硬留了下来。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25岁的高士其学成回国，可他这时虽是一肚子学问，却带着僵硬的手脚踏上神州大地，开始实施他为国立事业、为民谋福利的计划。不想政府黑暗，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媚上欺下，医院里竟然也是一样，风气极坏，只管要钱，无意治病。这让他眼黑头晕，理想与人格遭受重重践踏。

他痛恨医院与国民党赃官相互勾结的腐败现象，果断辞职了。

高士其拖着患病的身体，从南京辗转到上海，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虽然社会黑暗，生活艰难，但他的心里却有一盏明灯。

不久，高士其找到了一条将科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展示自己才华而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克制不住地兴奋宣誓：“我要握起笔来战斗。我要把科学知识传播给广大的人民，让人民沐浴在科学的光辉中。我要把科学的真理告诉广大的人民，让人民在黑暗中奋起，砸碎罪恶的世界，迎接那灿烂黎明的新世界。”从此，他走上了科普工作的人生旅途。

新中国的成立，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春天。1949年，高士其应邀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并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这使他那颗火热的心更加激动。他要求党组织不要把他当做病号，他要做一名战士，为人民工作。周恩来总理同意了他的要求，安排他担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从这里开始，高士其为新中国的科普事业出谋划策，拓路扩疆。此后，他还担任中华全国科普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全身瘫痪的他还经常深入工农业第一线，到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写下了《炼铁的故事》；到云南个旧锡厂参观，发表了《锡的贡献》。从1949年到1964年，15年内就发表了800多篇文章和诗歌，出版了近20本科普书籍。他上书党中央、国务院，筹划建立了新的中国科协，创建了中国科普研究所，同时还领导组建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在高士其的生涯里，科学是“货物”，文学是“航船”，他以文学装载科学，不断地给人民创造和运送精神食粮。他的人生每一步和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科学和人类的精心奉献。他是在用心血著述，以生命创作，每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体现着他那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所以人们称赞他是一位“患病不病的病人”。

著名科普作家沈左尧先生以诗赞颂他所敬仰的高士其先生：“百年伟业颂先驱，星耀太空高士其。宁舍身残拯世界，勤精笔述启群黎。飚风横扫魔邪教，巨手高擎科普旗。畅旅银河应笑慰，神舟正待宇航飞。”

1988年，高士其逝世了。高士其几十年来，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写下了大量的活泼生动的科普读物，被誉为科学技术战线上的“铁人”，受到亿万少年儿童的爱戴。孩子们尊称他为“高士其爷爷”。

高士其的生平事迹

高士其在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等。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高士其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高士其人物经历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乳名贻甲，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就来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 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士其的作品风格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清新。

例如，高士其在科学小品《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凤阳花鼓调，写了蚊子的危害，写出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痛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

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跑四方。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到处昏。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枪，

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

肚子还欠七分饱，哪有银钱买金霜?

(选自叶永烈《论科文艺》)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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