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背后的小人物。观察者。 总结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是通过地方史籍、官绅笔记和传奇故事的内容，经过巧妙摘取和匠心安排之后，合成了一个既充满感情色彩，人物有血有肉，又冷峻直面，针砭刀剖的现实案例，生动描述出明清嬗替之季中国农村的严酷生存状态。②全书可分三部分，前沿为第一部分，1—4章为第二部分阐述了人民多灾多难，农民的辛勤耕耘和缴纳租税，以及地方豪族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斗争等。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结语即王氏之死。第一部分——前沿主要陈述了著作这本书所用的资料。第一种资料为1673年冯可参所编的《郯城县志》。冯曾担任过知县，但仅仅任职两年因处理县内帝国驿站的马匹及财政不力而免职。“他穷匮潦倒的留在郯城，靠当地士绅的施舍和写作赚来的钱为生。”（p22）。或许由于他在郯城一些郁闷的经验，才非常坦白的写下这个地区的不幸遭遇、居民的贫困以及当地士绅在纾解困境上的无能。第二种资料是知县黄六鸿于1690年所编纂的一本关于县官生涯的个人回忆和官箴—《福惠全书》。“黄是一位格外敏锐的观察者，重视细节，并对准确有一种偏执：在他写官箴时，常会写出某一特定事件发生的正确时刻或日期（阴历）……完全正确无误”（P17）。第三种资料是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小说界的翘楚和前两种资料大异其趣。冯和黄主要关注的是人的愤怒和不幸的领域，但在另一些精神领域如寂寞、性爱、梦想却鲜有问津，而《聊斋》癫痴于这些领域，从而补苴冯、黄之罅漏。此外作者在前沿还提出采用蒙太奇③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共有4章内容。第一章：观察者。就是指冯可参、黄六鸿、蒲松龄三人怀着复杂沉重心情洞见芸芸众生，并用他们如椽大笔记载下他们的所见所闻。首先指出17世纪的郯城时乖运蹇，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如满洲兵屠杀掳掠，盗匪的戕杀肆虐。蝗虫的吞噬，干旱连绵，地震的爆发等。郯城人民已处于灭绝的边缘上，饿殍遍地，甚至出现“食夫食兄食妻，自延其命”的现象④。由于一连串的不幸打击，人民对儒学的服膺已经动摇，精神极度颓废萎靡，家庭暴力和自杀案例随处可见，黄指出“家人父子，顷刻变为寇仇，邻里亲朋，樽俎可兴干橹。悬梁自缢，无日不闻，刎颈投河，间时而有”（P30）。
第二章 土地。介绍了郯城农民在土地上的辛勤耕耘、完粮纳税的状况，以及政府对百姓巧立名目，刮地三尺。而地主们千方百计瞒天过海，逃避赋税。有的地主甚至利用“包揽制度”来接别人赋税责任，以便得到威望和忠实的追随者。结果农民在土地上沐风栉雨，宵衣旰食的劳作，换来的却是饔飧不继，空空如也。
第三章 寡妇。本章主要介绍的寡妇生活的困惑和沉重的压力。根据《大清律》规定“其（妇人）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p88）。政府的本意是让寡妇对亡夫永志不忘，但实际上却使寡妇处于进退维谷的境界。如果改嫁就忤逆了官府所提倡的贞洁烈女观，很多人对改嫁的寡妇施以白眼。如果不该嫁，则常受到夫家近支的淫威恐吓，逼迫她们改嫁以便觊觎寡妇财产。在本章里，作者对一件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案例作了鞭辟入里的深描。彭氏——丈夫陈太帧早逝，和年幼的儿子陈连相依为命。陈连在一家私塾读书。而她丈夫的堂侄陈国相、陈国连、陈国璘三兄弟早已对彭氏的财产垂涎已久。于是不择手段的逼迫彭氏改嫁。如牵走彭氏的牛，甚至干脆直接闯进彭氏的家，企图把他撵走。但是倔强执着的彭氏发誓不改嫁，但衣冠禽兽的陈相国三兄弟仍不死心，萌生出一条毒计：杀死陈连。因为《大清律》有一条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之人继嗣。”陈相国之流想当然认为陈连死后，陈氏兄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继承彭氏的财产了。如何杀掉陈连而受到最小的惩罚呢？陈相国突然灵光一现，又有了主意。陈相国的父亲陈平被满洲人戕杀，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于是他子虚乌有，诬陷陈连的父亲杀害了他，他要为父报仇，杀死陈连。因为《大清律》有一条规定“若祖父母、祖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陈相国自作聪明认为，儿子为父亲报仇，应该受到官方的宽大处理。他的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其实纰漏百出。首先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陈连的父亲杀死了他的父亲；其次，你27年再报仇完全过了法律追诉期；再次法律规定，你可以找仇人报仇，但是不能找仇人儿子报仇。最后，知县以“殴打小功亲属致死”，被判绞刑。也许这样的悲剧在社会中屡见不鲜，但是总是一个疑惑萦绕在心中；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残酷暴虐，良心泯灭而丝毫不恤亲情？也许是人得贪婪的本性使然；也许是专制体制的暴戾和病态。体制的暴虐常引起人民的暴虐，体制的病态常引起人民的病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得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⑤。”也许是人民太多的不幸和贫穷。太多的不幸、贫困往往造就出心灵畸形的人民，常常孵化出轻率、鲁莽以及几乎无法处理的突发和不理性的暴力。看来儒学所提倡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度在中国能桴鼓相应、踵事增华并发挥的淋漓极致，但是儒学所提倡的仁义诚信没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
第四章：争斗。本章讲的难以驾驭的豪族与官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书中缕述了王三在郯城财大气粗，并拥有私人家丁，属于典型的“盗户”。平日王三和他的儿子跋扈专横，人们对之侧目而视。但是偏有桀骜不驯、的农民李东振仅因为土地问题和他发生冲突，还骂他是土匪。王三恼羞成怒，派人暗杀了李东振和他的三个儿子。最后黄知县历经波折，剑及屦及终于有惊无险得把王家绳之以法。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私奔的女人和结语：审判。首先作者根据史料列举了一些贞洁烈女。但是，社会是个“万花筒”，斑驳陆离。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愿意做贞洁烈女。王氏就是其中之一。王氏不堪忍受生活之苦与一男子私奔，最后被她丈夫任某活活掐死。
下面我想从宏观上对这本书阐述我的一些皮相之论；
首先作者构思颖异，像一位高明的摄影师独具慧眼得把一些微不足道的素材利用蒙太奇的手法和新颖的想象力拍摄出一幅幅凄恻真实的画面，使整个古老县城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并随之镜头的推移视野逐渐清晰具体：由对明末清初的可见一斑，到郯城人民生存状况，再到王氏之死，像连绵漪澜逐层潋滟开来。从而体验作者驾驭语言和文章结构的出神入化的能力。
其次，本书把文学性和历史性严丝合缝，相得益彰，融文学和历史为一炉，使二者处于恰当的“黄金分割点”上。如果说它是小说，它有大量的史料作依托，言之凿凿；说它是一本学术专著，而又那么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一定程度上，他继承了司马迁的写史风格。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小人物命运
史景迁，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以明清史见长，早先看过他的《曹寅与康熙》，书架上放着他的《前朝梦忆》，如今读了他的《王氏之死》。
史景迁似乎对宏观叙事没什么兴趣，康乾盛世也好，末世风云也罢，史景迁看重的从来不是那些一个个载入官方史册的历史事件，而是生活在那些个时代之下的活生生的个体，无论他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他试图用一支笔走进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力图重构一副被种种宏观叙事覆盖了的芸芸众生相。
无论是《前朝梦忆》还是《曹寅与康熙》聚焦的都是些在史册里留名的人物，而《王氏之死》一书的切入点更加细微，书中的“王氏”是个生活在山东郯城县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嫁给当地的一个农户为妻，可是在1671年，也就是清康熙十年，她跟另外一个男人跑了，没过多久与她私奔而出的男人抛弃了她，王氏返回了在郯城的家里，与她的丈夫任某再次生活在一起，1672年1月底的一个傍晚，王氏被任某杀死在家里，抛尸在雪地里。
这个案子一直被作者拖到了倒数第二章才跟读者见面，在此书行将结束之际，王氏才姗姗来迟。那么前面四章都在讲什么？这本书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第一个是《郯城县志》，第二个是在此地任过知县的黄六鸿写的个人回忆和官箴，第三个便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者借着这三种风格各异的参考资料，用了整整四章的篇幅铺好了一条通往郯城世界的路，看了前四章你大概才会明白，王氏为什么会选择私奔，为什么会惨死人手，她的人生际遇带着某种暗合大历史轨迹的必然性。
那么康熙初年的郯城县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归结起来，这是一个被天灾人祸轮番折腾的苦逼之地。
1668年7月25日一场地震袭击郯城，居民死的死，房子倒的倒，一共九千人丧命，而在此之前郯城的百姓已经遭受了五十年的磨难，从白莲教到明末战争，从蝗灾洪水，从盗匪到雪灾，五一不给这片土地带来深深的创伤，这些灾难直接导致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
黄六鸿在1670年到郯城任知县时，对这个地方有令人惊心的形容：
切照郯城，弹丸小邑，久被凋残。三十年来，田地污莱，人烟稀少。极目荒凉之状，已不堪言。复有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颗粒无收，人民饿死大半。房舍尽皆倒坏男妇压死万余。即间有孑遗，昼则啼饥号寒，夜则野居露处。甚至父子不能相顾，室家不能相保。老弱转徙于沟壑，少壮逃散于四方。往来道路之人，见者酸心流涕，意谓从此无郯民矣！
老天爷不怜悯此地也就罢了，最可怕的也最致命的往往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郯城受了地震这么大的灾害，清政府的官员在好几个礼拜之后才来查视灾情，而赋税的减免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获准。更加雪上加霜的事，贪污腐败横行，农民在缴税时，需要将铜钱转换为银两，官银匠垄断了这个销铸过程，随之而来的便是寻租。在银的纯度上造假，在造银块时私藏一些碎块，额外收取大笔手续费用，“火耗费”如此等等的法子，加重了农民本就沉重的负担。“乡人望城市如地狱，见差胥如狞鬼”。
穷人之中有能力的便去巴结当地有钱有势的地主，为的是想借助有钱人能够带来的税捐利益，并保护他们免受差役的骚扰，衍生出一套“包揽制度”，因为具有科名的地主可以豁免很多徭役，穷人愿意把自己的土地转到这一类特权家庭，以此分享特权。而这些追随地主的农民被称为“供丁”，而那些没有如此这样后台的人，便要承受官员转嫁而来的更加沉重的负担。
有钱人有法子逃税，穷人交不起税，后果便是郯城财政状况的全线奔溃，到1670年，郯城县已经连续拖欠13年的税款，财政危机如此巨大的郯城县政府哪还有心思跟实力去解救他的劳苦大众呢，黄六鸿知县也只有发发告示用道德层面的压力来试图阻止那些活不下去而选择自杀的老百姓。而活着的人们，也就只有在神怪之间寻找慰藉，郯城人民超乎寻常的迷信。他们尊敬女性巫者，生病了不吃药而是去咨询术士，把钱浪费在迎神赛会上。除了迷信之外，引发的还有就是暴力了，打架斗殴，家庭暴力之事比比皆是，普遍的不幸和无价值感像毒雾一样遍布这个小县。
郯城百姓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上的无力，还有来自文化、道德、伦理、与欲望、生命、本真之间的巨大冲突。特别是对于女人，更是如此。
所谓“三从四德”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条伦理道德的具体运作在继承财产这件事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能让人瞠目结舌。郯城一个寡妇彭氏在死了丈夫以后，独自抚养孩子陈连，“四德”要求彭氏要做到从一而终，即使丈夫死了，也要守志一辈子。可是陈家的亲戚却百般刁难彭氏，想各种花招让她再嫁，因为“三从”的伦理秩序衍生出的清律规定，寡妇再嫁，其丈夫的所有财产尤其夫家处置。不仅是这一条律令，还有一条规定如果这个寡妇没有孩子或者孩子死了，财产也由族长选择相当之人继承。所以，陈氏三兄弟为了夺其财产，而谋杀了彭氏唯一的儿子。
从这一个案子就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道德要求她们往西，现实要求她们往东，最后只能是撕裂了自己。
史景迁费尽心思，为王氏之死足足铺垫了四个章节，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即无靠山又无魔法的王氏该怎么办呢？“逃”大概就是唯一的选择，她不曾意识到的是，时代与社会早已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氏与情人私奔而出，已经触犯律法，一路之上他们要躲避追赶，那个时代出门的旅客要被严格的检查，何况是一对罪犯。出逃以后的世界并不是海宽天空，柳暗花明，王氏的情人很快不堪重负抛弃了她，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又能逃到哪里，王氏最终选择回到郯城。
史景迁以王氏之死为切入点，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刻剖析王氏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小见大，说透因果。但是，这决不仅仅是此书的唯一亮点，此书更大的亮点在于对《聊斋志异》的精准把握与运用。
县志与官员回忆录给史景迁提供的是当时社会的详实数据，正经史料，正史无意探究个体的生存境况，《聊斋志异》恰好填补了这一领域——关于寂寞、性爱与梦想。以《聊斋志异》这样的神怪小说当参考文献，看似不靠谱，因为小说终归是虚假，可是史景迁厉害的地方在于，用虚假还原出了真实。
史景迁列举了许多《聊斋志异》里的小故事，这些带着奇幻色彩的故事纵然是虚假的，可是却是现实世界的投射，每一个故事承载的人性、情感是最大的真实。而这样的真实正是王氏这个人物的最动人之处，让读者看到一个女人的真实情感，与真实选择。
蒲松龄是浪漫的，他用小说的世界为女性营造了一个个灿烂自由的梦境，以现实做底，却用奇思妙想消解世间苦难。
史景迁亦是浪漫的，他有史家的严谨态度，有文人的悲悯情怀，为蝼蚁草芥著书立传，让偶尔出现在地方志里的悲惨注脚，有了窥探时代的宏大意义。
严监生之死
接上篇，王老实女士之死，这篇来探讨下严监生。
《儒林外史》里，大概因为选入语文课本的是严监生临死前的一段，所以，对严监生的印象就是抠，标签吝啬鬼，同僚葛朗台，现在网上对严监生的品评，是围绕着两根灯芯讨论他到底是不是葛朗台同僚展开。但是吧，我觉着人是立体的，抠不抠的问题只是一个小侧面，而严监生的死，虽然表面上的确是正常病亡，但是正常的背后，又有很多微妙的其它因素——此篇有内幕。
从严的正妻王氏之死说起，王氏的死，让严监生花了很多银子，之前为了贿赂王氏的两个哥哥，送了两百两银子，还有王氏的几乎所有的首饰——《儒林外史》第五回的标题也透着坐着的讽刺，明明是严监生要立偏房，买通了两个王秀才，偏说是“王秀才议立偏房”。王氏的丧葬费用花了四五千两，这个数字很骇人，红楼梦里秦可卿用的，本来是给一个千岁王爷用的棺木也只有一千两。《儒林外史》里简陋点的葬礼，也才十几两银子。之所以花这么多，有两个原因：
一是掩人耳目，上篇有分析，严监生和小妾在王氏在世时，就举行婚礼，而王氏就死在婚礼当晚。所以严监生一方面心里有愧，另一方面也怕别人说闲话，所以更怕被别人抓住把柄。
二是很多花费并不是丧葬本身，而是给了王仁王德兄弟，包括贿赂他们时许诺的，修岳父母即王氏兄弟父母的坟。还有赵氏，在王氏去世后，“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一家四只；鸡、鸭、小菜不算。”。
花了这么多钱，为了省钱，两根灯芯都要挑掉一根的严监生，得有多么肉痛啊！一痛，严监生就开始后悔，想起结发妻王氏的好处了———因为严监生和发妻二十多年的夫妻，王氏在生活习惯上肯定和严监生一致了，要不然也不会在无子的情况下和平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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