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让明朝的财政危机，出现的源头是什么？
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家王朝。不过，明朝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却十分让人失望。就拿财政来说，明朝几乎是从建立初期就陷入了财政危机，这种危机一直持续到了明朝末年。财政危机是明朝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明朝的税收、支出等情况了解明朝的财政问题。
一，明朝的财政来源
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收、官营工商业、以及屯田收入。
我们先来谈谈税收。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制定了一条规矩，那就是士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这就是说官员、地主是不用纳税的，因为官员基本来源于科举考试，而地主大多数也参与科举。那么，明朝的税收就基本征收于下层百姓，出现了有钱人不交税，没钱人多交税的局面。
税收里面，有土地税、人头税、商税和杂税几类。明朝由于推行了严格的重农抑商，因此导致工商业发展远不如唐宋，商税也十分少。根据统计，明朝的商税只有宋朝的六分之一，商税只占据全国税收的5%左右，而宋朝达到70%。明朝的税收大部分依靠的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说白了就是征收的农业税，全国的税收负担基本由最底层的农民承担。根据统计，明朝大部分时间的土地税都在2600万石左右，朱元璋时期达到过3278石。
官营手工业、商业的收入就直接作为明朝的财政收入了。中国古代，一般来说，盐、铁等重要的资源是国家垄断经营的。明朝初期每年盐课折银为4.6万两，正德时期每年为20万两，后期增加到了100万两。明朝还在全国大规模建立银矿开采点，开挖的白银也是国家的财政收入。白银开采收入最高的是永乐时期，课银总收入达到了500万两。
屯田，是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屯田就是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让军队等耕种，产出基本都上交国家。屯田的种类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屯田在明朝前期有积极的作用，能够为军队提供粮食。朱元璋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明朝屯田军士多达180余万人，永乐年间达到了230万。军屯数量为90多万顷，占据全国耕地的十分之一左右，在陕西、贵州、云南、辽东等边疆地区，军屯可以达到了土地总数的一半左右。在明朝前期，军屯的粮食收入甚至占据了主导，如明代永乐元年，全国税粮为3100万石，而军田缴纳的子粒就有2300万余石。
二，财政危机的出现
从上文可以得出，明朝前期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于军屯、农业税和官营工商业。但是，随着军屯制度的颓败，官营工商业的衰落，明朝的财政收入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军屯的存在是建立在对军籍户口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当全国的统治稳定下来后，军籍就开始逃亡，明英宗时期，逃亡的军人达到了120万，占据当时军队的一半左右。军户的逃亡，必然导致大量的屯田荒废。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说：“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许多地方的官僚就乘机吞并军屯土地。于是，军屯的收入就逐渐减少了。没有了军户，国家就需要大量招募军队，形成了募兵制。募兵制需要更多的军费支出，例如明朝中期为了防止蒙古南下，每年花在北方边防的军费就达到了600万两。
云山屯
第二就是银矿收入的减少。仁宣时期，银矿的开采数量也十分可观，从宣德元年到宣德九年就有了230万两。明英宗时期开始，银场罢设无常，银两的收入也不稳定，如1487年至1519年共收入金银151万两，其数量远远低于永乐年间和仁宣年间。
在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全国财政支出就不断扩大了。明朝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官员的俸禄、宗室的赡养、军费开支、朝贡“回赐”、大工程建设等。在官员方面，明初的武官就有28000多人，成化五年，武官已经达到了8万人。作为对比，宋朝已经是官僚冗杂的代表了，但是官员总数也不过3.4万人。除了官员，还有大量的宗室需要养。嘉靖八年，载入统计的宗室人口在8200左右，到了万历三十三年，宗室人口已繁殖到了157000人。万历初年，全国财政支出约是1854万两，其中用于宗藩禄粮的就有552万两左右，占比29.76%。
朝贡“回赐”就是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向明朝进贡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土特产时，明朝征服需要拿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进行“赏赐”。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明朝的财政压力就越大。在明朝前期，国家禁止白银流通，其目的之一就是国家将集中开采的白银用于“回赐”。永乐年间是朝贡贸易的巅峰，而需要的财政收入也就更大。郑和下西洋的经费也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明朝的财政危机从永乐之后就十分明显了。据户部统计，1551年，各边饷银（军费开支）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到了隆庆年间，太仓仅存银130万两，只能支付3个月的开支。
三，明朝如何应对财政危机
应对财政危机，古今中外都只有两个方法，一是节流，二是开源。仁宣年间，号称是明朝的盛世，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节流。永乐帝时期的许多用钱的事业最终在仁宣年间停止了，如停止了下西洋活动、减少和周边国家的朝贡贸易次数和规模、放弃奴儿干都司和交趾布政司等。但是，节流只能暂时解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到了隆庆年间，明朝的财政危机已经十分严重，这时候，开始进行开源。1567年，明朝为了增加税收，同意在福建月港开放民间贸易，允许商人出海。隆庆开关之后，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了中国，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国家财政系统。同时，隆庆开关有利于东南沿海商业的兴起，也增加了国家的商税。不过，由于隆庆开关仅仅是一口通商，所以对商业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张居正时期，明朝的财政危机得到了缓解。张居正同时从开源、节流两方面下手。开源方面，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土地，严格按照土地规模征收赋税，同时推行了“一条鞭法”。到了万历九年，全国的土地丈量完成，得出全国的土地面积为713万顷，比弘治年间多了300万顷。节流方面，就是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减少浪费等。张居正改革后，国库的银两达到了600到700万两，储备粮食达到了1300万石。但是张居正的开源主要是从农业方面着手，也就是加强对地主和农民的剥削，因此算是“竭泽而渔”，不能长久。
明朝后期，针对财政危机日益严重，朝廷采取的政策也主要是加大赋税额度。明朝正常的赋税收入应该在1500万两左右，通过加征赋税可以达到4000万两。明朝末年加征的赋税有““辽饷”、“剿饷”、“加饷 ”、“助饷”、“练饷”、“新饷”、等，名目十分繁多。但是，这依旧无法解决财政危机。在明末，崇祯皇帝让大臣们捐出银两，但是几乎没人愿意。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后，用酷刑逼迫官员交出银子，结果半月就得到了7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明朝五年的财政收入。而崇祯的宫殿也藏有“私房钱”（内帑）3700万两黄金，2000万两白银。可见，明朝的苛捐杂税的收入，大多数都流入了官员和皇室的手中，流入国库的就很少了。
李自成
明朝的财政危机证明了传统的经济政策已经走向了陌路。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也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是他们却采用了不同的办法。如西班牙和葡萄牙选择开辟新航路，进行了殖民扩张，垄断香料贸易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英国和法国都选择“重商主义”，支持手工业的发展，支持海外扩张，其中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改革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而明朝始终没有放开对商业的限制，导致工商业发展受到阻碍，也导致国家财政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明朝的财政危机怎么出现的？是重农抑商吗？
明朝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收、官营工商业以及屯田收入，而“重农抑商”政策只不过是明朝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来说说明朝时期的税收来源，在明朝官员和地主是不用交税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税收都是通过平民百姓来收税的。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种有钱人不用交税，但是没钱的人却要交税的现象。
在明朝时期，因为实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当时的明朝全国的商税不到5%，而在宋朝时期，全国的商税基本上达到了70%，所以这也是明朝时期财政收入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官营手工业以及商人的税收，基本上都是明朝的直接收入，不过当时的明朝还有一个屯田税收。在古代，盐和铁等重要的资源都是国家的直接收入，而屯田在当时便是明朝最重要的一个财政收入。屯田使用的土地都是国家的，而国家直接将这些土地交给军队，在土地上所获得的收入基本上都是明朝的。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明朝在财政上或许还有喘息的机会，但是等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稳定之后，许多的士兵便开始回家种田，不愿当兵了，这时候的明朝就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中。
毕竟，一旦没有了军队，那么作为明朝主要收入的屯田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在此期间，其实还有很多的官僚直接吞并国家的土地，那么此时的明朝只有依靠农民的微薄收入来交税了。虽说后来明朝为了应对财政危机，甚至实行了开源节流的政策，但是在张居正时期，开源节流的政策使明朝的财政危机得到了缓解。
但是后来明朝在增加了赋税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民怨以及朝政的危机。
北宋财政危机的原因?
晚宋时期(开禧元年即1205年--祥兴二年即1279年)的财政自开禧北伐以后,呈现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中间虽曾有暂时的局部的好转,但总体上财政在走下坡路,乃至于崩溃的边缘.晚宋财政危机不断加深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这段历史时期财政危机与宋朝长期存在的财政紧张局面是一脉相承的,但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晚宋财政危机的原因中增添了新的因素.已有学者对晚宋财政危机做过一定的研究,然而,要具体揭示晚宋财政危机的原因,还需要结合晚宋的历史情况,在晚宋财政危机的特殊性方面作进一步探析,考察军费、冗官与宫廷浪费、官田收入、田赋收入、商税和禁榷收入等.
清朝中期的财政危机，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接近我国封建王朝的王朝。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清朝灭亡的原因常常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腐败，有人说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当然也有人说是慈禧，一个历史上众说纷纭的女人。但是，如果仔细梳理历代的死亡规律，我们会发现，每一个王朝在死亡前都必须经历一场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财政危机，然后才开始加大对人民的剥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吸引人们。抵抗运动最终演变成不可逆转的起义。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也是一条规律。
很多人认为，清朝的财政危机出现在“康乾盛世”之后，也有人认为在乾隆晚年就已经出现这个症状，其实，在嘉庆和道光朝，清廷的财政收入还是有所结余的，虽然没有盛世时那番辉煌，但起码证明这一时期并不存在财政危机。
晚清第一次财政危机出现在咸丰皇帝时期，这一时期经历过鸦片战争的浩劫，一方面要赔偿战争赔款，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
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压力，咸丰皇帝甚至把乾隆皇帝铸造的几口纯金大钟都给熔了，用以军费开支。除此之外，他还通过铸大钱、增收厘金、官员减俸、开官钱局等方法来筹措资金、维持国用。这些方法的实施，额外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让人民苦不堪言，但是，也确实帮助清政府度过了这个难关，使其财政避免了崩盘的危险。
第二次财政危机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在历时一年之久的这场战争里，清廷的军费开支达到6000万两，战后又需要对日本进行数额巨大的赔款，直接和间接的赔偿大约在3亿两左右，这是清政府无力承担的，起码单凭传统收入项目是无法填补这项亏空的。清政府除了采用第一次危机时的惯用做法之外，又采用了一个更极端的做法——卖官！
这一时期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但凡能想到的方法全都用了，但是，近乎天价的亏空还是无法填补，大清的财政岌岌可危。偏偏在此时，义和拳运动却悄然而起，让大清犹如雪上加霜。
晚清的第三次财政危机出现在“庚子国难”之后，义和拳动乱让西方列强有了进攻中国的理由，一时间战火纷起，百姓流离失所，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由于再次战败，清廷付出了比甲午战争更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如果连本带息的话就是9.8亿两。这完全超出了清廷接受的范围，可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江山社稷”，清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筹款，一再提高百姓的赋税，同时还滥发铜元和钞票，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在海关税收方面的主权，来换取外债，这才缓解了第三次财政危机。
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最后只能转嫁在百姓身上，还有借贷国外银行缓解危机。一个的腐败无能最后受苦的只能是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