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的人物生平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江苏无锡人。 祖父高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父亲高继成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排行第二，后因高静成的弟弟高静逸无子而被过继为嗣。
高攀龙自幼好读书懂礼仪。万历十四年（1586年），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罗懋忠和顾宪成前来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理学”，确定了治学方向。
万历十七年（1589年），高攀龙中进士。不久后高静逸去世，高攀龙归家为嗣父守孝三年。 万历二十年（1592年），高攀龙服丧期满，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 因平时工作比较清闲，高攀龙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藏书，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著作，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赞赏其“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高攀龙还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又将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
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呈上自己著述的《大学初义》，诋毁程朱之学，并请求颁行天下。高攀龙极力反对，上疏驳其荒谬。这本书因而未能刊行。 这一时期，明神宗已长期不理政务，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政务混乱，国力日衰。高攀龙随即上《今日第一要务疏》，称欲改变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其次要“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等人被罢官，朝中议论多归咎首辅王锡爵。高攀龙和御史袁可立上疏，指责王锡爵排斥异己，认为皇帝不应无故贬斥大臣，并斥责郑材和杨应宿谗言诬陷，应予罢免。 杨应宿则上疏弹劾高攀龙，言辞狂妄近乎荒诞。部院提请轻罚二人，神宗下旨贬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典史。
高攀龙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在船上就订立严规，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不被外界干扰。 到揭阳后，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培养了不少学生。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高攀龙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龙在赴任七个月后以事假归家，不久遭遇亲人病故，于是不再出仕。此后在家乡讲学二十余年，虽有言官多次推荐，但皇帝并不理会。
高攀龙在漆湖之畔（今蠡湖东岸）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楼”，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场所。除刻苦钻研外，高攀龙还参与讲学，很快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当时高攀龙与顾宪成志同道合，交谊颇深。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并每年举行“东林大会”。 初由顾宪成主持，万历四十年（1612年）顾宪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龙主持，直至天启五年（1625年）书院被拆毁为止。当时朝野内外的士大夫无论认不认识他们本人，提起高、顾都是一致称赞。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时许多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在朝的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应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诬之为“东林党”，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驾崩，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
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天启元年（1621年）又进封为光禄少卿。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关外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失陷，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
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高攀龙上疏追论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要求惩治郑养性、李如桢、崔文升等人。奏疏上达，皇帝不悦而责备高攀龙多言，但最终仍将郑养性谴归原籍。
当时孙慎行以红丸案指责前任首辅方从哲，高攀龙也引《春秋》典故归罪方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被高攀龙上疏严厉斥责。 不久高攀龙被调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向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方从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责帝王不孝的言辞激怒熹宗，熹宗欲严惩高攀龙。叶向高极力挽救，才得以罚俸一年而作罢。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高攀龙调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仆卿、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高攀龙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纠劾贪污御史疏》弹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铺张浪费。吏部尚书赵南星经复查认为事实确凿，提请将崔呈秀戍边。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认魏忠贤为义父。
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控制了朝廷内外。东林党人如杨涟等纷纷上书参劾魏忠贤，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此时魏忠贤正借机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称高攀龙与赵南星结党营私，皇帝下旨严厉斥责。不久后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任知府，攻击高攀龙徇私、排挤同僚，高攀龙因而被罢黜。
高攀龙等人被罢官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大权，编派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将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开列在内，予以打击。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贤矫旨，以东林书院为始将全国书院尽数拆毁。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龙仅被罢官，必欲除之。于是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等七人贪污，派遣缇骑前来抓捕。三月，高攀龙整冠束带前去拜谒先贤杨时的祠堂。回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此时有人前来禀告周顺昌已被逮捕，高攀龙闻言神情泰然，笑说：“我本视死如归”。归家后与夫人谈笑如常，没有异样。亲笔书信交给两个孙子，交代翌日递给校官，而后闭门遣散诸孙。不多时高攀龙的儿子们（发觉异样）前来探查，发觉高攀龙已自沉于池塘，时年六十四（虚岁六十五）。
子孙们打开高攀龙的信，乃是遗嘱，上面写着：“我虽被罢免官职，但过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为大臣被辱等同于国家受辱。我现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遗愿。皇帝的恩泽未能报答，只愿来世再报。臣高攀龙绝笔。希望使者带去这封信向皇上复命。”
高攀龙就死前曾致书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23]（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魏忠贤从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忠贤推戴之势成矣。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节寰袁公传》） 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精神领袖之一，与顾宪成兄弟创建了东林书院。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学（王守仁学派）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评价他“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
无论在朝在野，高攀龙时刻关注国家的命运，关心百心的生活。在邪恶面前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他的思想与道德足以成为后世楷模。 高攀龙的诗文被称为“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著有《高子遗书》12卷，以及《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正蒙释》、《二程节录》、《水居诗稿》、《毛诗集注》等书。
高攀龙的文章，平易流畅，素雅清遒。如记叙散文《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和《祭顾泾阳先生》，富有情感地讲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和为人品德。文中有：“先生于世，无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体，居取坐卧，不知其他。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帐，不饰一几一榻，敝砚秃笔，终日俨然冥坐读书，四方酬答而已。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等句，素淡几笔写出一位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传》，几件小事即将薛文清公正廉明、的品格勾画如生。高攀龙的游记虽不多，但也可见借景抒情的文笔功力。如《武林游记》中写湖中雨景道：“是时雨丝阴蒙，水烟笼树，远山层叠，浓淡相间。内湖荷香袭人，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读文如观画。又如《三时记》描绘大姑滩的险急，栩栩如生，颇有深意。
高攀龙的诗歌，朴素自然，文字简洁，恬淡中别有寄托，颇有陶渊明的风格。如《夏日闲居》中语句：
长夏此静坐，终日无一言。
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
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
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
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
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
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说诗晬语》曾给予评价：“万历以来，高景逸攀龙，归季思子慕，五言淡雅清真，得陶公意趣。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沈德潜则称高攀龙的诗是：“无心学陶，天趣自会”。 高攀龙担任行人职位时大量阅读经典，但仍自感“读书虽多，心得却少”，于是改用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
高攀龙的静坐功夫造诣甚高。所谓静坐以“平常”为要诀，“平常”即清静自然：“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静中妄念即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已”，“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 高攀龙在著作《书静坐说后》中又把理学的“主一”观念引入静坐论，认为“必收敛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如意非著意，盖心中无事之谓一，著意则非一也。”可见高攀龙的静坐说也并非一味讲静，具有“以静为主，动静交养”的含意。
黄鹤楼和可楼记两文在内容表达上最大的区别
文体不一样。黄鹤楼是诗歌，可楼记是散文。黄鹤楼表达的是对黄鹤楼的赞美。可楼记更多的是对人生和处世哲理的探索。
《可楼记》是明代文学家高攀龙创作的一篇散文。此文从作者名其楼为“可楼”的原因开始写起，记述了其四面开窗，登望湖山景色而静穆悠远、优游自得.
继而引出了作者对对人生和处世哲理的探索，间接表达了他的不论穷达而主持正义，他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全文夹叙夹议，虽不以文名，但写得简洁而含蓄，平平略记，读来却饱含哲理。
为亭台楼阁作记，在高攀龙之前，早有佳构。即以明代为例，刘基的《苦斋记》、宋濂的《阅江楼记》就颇具特色；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更是精美而真挚感人。
高攀龙这篇《可楼记》却异乎前人，名曰“记”，实则重在“议”，即只是平平略记其楼之建构和登望之乐，而把主旨和重心放在“可”与“不可”、“足”与“不足”的哲理与感叹上。
文章开篇用一个自然段写自己为什么名其楼为“可楼”，虽记述了四面开窗，登望湖山景色而静穆悠远、优游自得心态但在全篇中，它却只是为议论蓄势，有如放矢前的张弓。
明朝高攀龙对王守仁的思想持什么态度
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理学”，确定了治学方向。
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著作，将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
上面是百度百科的摘录
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
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
上面是明史摘录，顾宪成高攀龙是一对组合，思想相近，都推崇正统程朱理学，排斥心学。
高攀龙的家族成员
祖父：高静成
继父（叔祖）：高静逸
父亲：高继成
兄弟：高士鹤
儿子：
高世儒：高攀龙自尽后，崔呈秀还不罢休，矫诏将高世儒下狱。高世儒因父获罪，被处以徒刑（拘禁服劳役）。崇祯时期高攀龙平反昭雪，高世儒也得到朝廷重新起用。
高世学
高世宁
侄子：
高世泰：高攀龙去世后，家室被毁，宅基不久转售陈姓。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高世泰将原宅赎回，于康熙五年（1666年）在高攀龙投水捐躯园池处葺屋三楹，名曰“止水祠”，成为县城中祭祀高攀龙的专祠。
谁知道《明史·高攀龙传》的翻译。
《明史·高攀龙传》的翻译: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小时侯读书就立志研究程、朱的学说。万历十七年考中了进士，被授予行人的官职。
熹宗即位后，起用了高攀龙为光禄丞。天启元年晋升为光禄少卿。第二年四月，他上疏弹劾皇亲郑养性。奏疏呈上去后，皇帝责备高攀龙多嘴多舌，但终于把郑养性遣回了原籍。
孙慎行利用“红丸案”攻击原任内阁辅臣方从哲，皇帝批下交给廷臣议论。高攀龙引用《春秋》一书首恶必杀的事例，归罪于方从哲。给事中王志道替方从哲辩解，高攀龙写信深严厉责他。
天启四年八月，高攀龙被授予左都御史。杨涟等人群起攻击魏忠贤，双方已经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等到向高离职，魏广微整天唆使魏忠贤作恶，而高攀龙是赵南星的门生，二人都身居要职。御史崔呈秀巡行淮安、扬州回京，高攀龙揭发他贪污受贿的事实，赵南星提议将崔呈秀充军。崔呈秀处境危急，连忙去魏忠贤那里，哀求做魏忠贤的干儿子，于是揭出谢应样一事，指责高攀龙袒护赵南星。皇帝下旨严厉追究责问，高攀龙马上获罪离职。没多久，南京御史游凤翔被外任为知府，诬陷高攀龙出于私人成见把他排挤为外官。皇帝下令游凤翔出任知府，削夺高攀龙的官籍。崔呈秀不解心头之恨，一定要上了他，于是把高攀龙的名字塞进李实弹劾周起元的奏疏中，派遣缉捕人员去逮捕高攀龙。一天早晨，高攀龙去拜遏宋儒杨龟山的祠堂，写文章告祭杨龟山。回家后，和两个门生、一个弟弟在后花园池边饮酒，听说周顺昌已经被逮捕，笑着说：“我视死如归，现在果然是这样。”进到内室和夫人说话，就像平时一样。他走出内室，写了两张纸，对他的两个孙子说：“明天交给来逮捕我的官校。”把孩子们打发出去，他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他的儿子们推门进入园内，只见一盏灯发出昏暗的灯光，而高攀龙已经衣冠整齐地投池自杀了。拆开他封好的纸，原来是写的遗书，上面说：“我虽然被削去了官职，但过去曾是大臣，大臣受到侮辱是国家的耻辱。我恭敬地面北叩头，学屈原的办法投水而死。”另一张纸是给门人华允诚的诀别书，说：“我一生从事学问，到这时也多少得力于学问的启示。”终年六十五岁。各地的人们听到他死去的消息，没有不伤心的。
崔呈秀还是不解恨，他假传圣旨，把高攀龙的儿子交给司法部门治罪。刑部给高世儒的罪名是没有防范他的父亲，将他判罪服劳役。崇祯初年，追赠高攀龙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号为忠宪，授给高世儒官职。
《后汉书·卓茂传》的翻译:卓茂字子康，是南阳郡宛人。性格宽厚仁慈谦恭友爱。乡里的老朋友，即使品行才能与卓茂有所不同，也都真心诚意地敬爱仰慕他。起初卓茂被征召为丞相府史，奉事孔光，孔光称赞他是长者。当时卓茂曾经出行在外，有人指认他的马是自己丢失的。卓茂问道：“您丢失马多长时间了？”那人回答说：“一个多月了。”卓茂拥有这马已经几年，心里知道那人弄错了，但还是默默解开马给了他，自己拉着车离去，回头说：“如果不是先生的马，希望您到丞相府还给我。”后来有一天，马的主人在别处找到了丢失的马，于是到丞相府送马，磕头向卓茂道歉。卓茂的本性就像这样不喜欢争执。后来凭儒术被举荐为侍郎，供职于宫门之内，又调任密县县令。他费尽心思教化地方，对待人民如同子女，总是用善行来教导大家，口中从来没有恶言恶语，官吏百姓亲近爱戴他，不忍心欺骗他。曾经有人告发卓茂属下亭长接受了他赠送的米肉，卓茂让左右回避，问那人说：“亭长是向你索要了吗？是你有事托他而接受你的米肉吗？还是平日自己因为恩情而赠送给他呢？”那人说：“是我自己去送给他的。”卓茂说：“你赠送，他接受，为什么要告发呢？”那人说：“我私下听说贤明的君主，能让百姓不害怕官吏，官吏不收取百姓财物。现在我害怕官吏，因此送他米肉，官吏已最终接受，所以来告发。”卓茂说：“你真是个糊涂人哪。大凡人类之所以比禽兽尊贵，是因为有仁爱之心，懂得互相尊敬的道理。现在邻里年长的人尚且送他们礼物，这是为人之道中用来使人互相亲近的方式，何况官吏和百姓之间呢？官吏只是不应该凭借威势权力强行索取礼物罢了。大凡人出生以后，就成群聚居，混杂相处，所以有了纲常礼义以便互相交往。你不想学习这些，难道能高飞远走，不住在人间吗？亭长向来是好官史，年节时赠送他米肉，是礼节啊。”那人说：“如果像这样，那么刑律为什么禁止这种事呢？”卓茂笑着说：“刑律规定大法则，礼义顺从人情。现在我用礼义教导你，你一定没有怨恨；如果用刑律来惩治你，你该怎么办呢？这一门之内，小错可以判罪，大恶可以杀头啊。暂且回家想想其中的道理吧！”于是那人接受了他的教诲，而那官吏则感激他的恩德。当初，卓茂刚到密县，有些事务被他废置了，官吏百姓嘲笑他，邻城听说的人也都讥笑他没有才能。河南郡为他配置了代理县令，卓茂也不疑忌，处理事务同平常一样。几年后，教化于是盛行，道不拾遗。这时候王莽执政，设置了大司农六部丞，勉励督促农桑之事，调卓茂担任京部丞，密县百姓老老少少都流泪跟随着为他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