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夫之的介绍有哪些？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明崇祯举人。青年时代，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投奔南明桂王。鉴于南明小朝廷政治腐败，不堪共事，他愤而返归故里。明亡后，为避清政府的政治迫害，隐居湘西荒山僻野，埋头著述。晚年定居衡阳城外90华里的石船山麓，人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在极端艰难的生活条件和政治环境下，坚持学术研究达40多年，完成了100多部400余卷著作，其中包括《周易外传》、《思问录》、《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等学术名著。在哲学和史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物质理论在物理学史上也是十分可贵的。
王夫之出生于什么时代？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是明末清初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明亡之后曾经举兵反清，失败后杜门不出，一心著述。晚年隐居在湖南衡阳县曲兰乡（今船山乡）石船山，故自号船山老人、船山病叟，后人称船山先生。有《船山遗书》、《船山诗文集》。
王夫之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在衡州称“族盛”。父亲王朝聘曾经两中副榜，后入国子监攻读；二叔和三叔都是郡文学，三家子弟也多承习诗书。王夫之自幼受家学熏陶，从小颖悟过人。4岁入私塾读书，7岁读完了《十三经》，此后一边跟父亲学习经义，另一方面又大量阅读各类书籍。12岁便能咏诗做对，通晓文辞，以文会友，崭露头角，成为当时有名的少年才子。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19岁的王夫之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他在这里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为以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他23岁时，湖广提学检事高世泰岁试衡州，将他的文章列为一等，给予了“忠义肝胆”、“情见乎辞”的高度评价。
颇富才名的王夫之原本想一心报国、施展抱负，却无奈以一介文士之身而适逢乱世。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5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明朝灭亡。王夫之心痛欲绝，写下《悲愤诗》一百韵，以抒发自己的心境；同年迁居衡山下，筑茅屋，名“续梦庵”。他出门时，手擎雨伞，脚踏木屐，用此举来表示自己“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这种不屈的民族气节。
清顺治三年（1646年）夏，王夫之只身赶赴湘阴，建议调和南北督师矛盾，联合农民起义军协力抗清，但此行毫无结果，失望而归。此后，他又组织或参与过几次抗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流落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周易外传》等书就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写成的。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王夫之在衡阳湘江西边的石船山下筑湘西草堂，他一生最后17年就住在这里，大部分著作也在这里写成。
湘西草堂当时是“食禽过不栖”的穷地方，但王夫之“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这时期，王夫之贫病交加，还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监视，常常早晨起来发现纸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窥视他的行动。在艰难的处境中，他毫不沮丧懈怠，《思问录》内外篇，《张子正蒙注》、重订《尚书引义》等重要哲学著作；《读通鉴论》、《宋论》等系统史论著作；以及诗论《南窗漫记》、《夕堂永同绪论》等，均在这段时间内先后成稿。他的儿子在《行状》中说父亲自从隐居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年迈之时，手腕没有力气研墨，手指没有力气握住笔，却还是坚持读书，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王夫之病逝，享年74岁。他勤恳述凡40年，有著作100余种，400余卷，近800万字。王夫之的诗、文、词皆工。他的散文纵横捭阖，表现着雄肆的气概。其诗词以写抗清经历及寄托亡国之痛的为最佳，信笔所至，往往冲破音律的限制，揭示了亡国哀怨之深。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以继承《诗经》的“兴、观、群、怨”为旨归；认为创作必须有作者生活经历为基础。他在《姜斋诗话》中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强调诗歌必须重情重意，情景交融，他认为文学创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强立“门庭”，强立“死法”，党同伐异，趋于模拟。这些对于清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200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此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他的学说广为人知，从而对近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清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时至今日，船山先生的诸多杰出论著，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王夫之是哪个朝代的人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王夫之是哪个朝代的人，请参考！
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哪个朝代的人
明末清初
哲学成就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文学成就
王夫之对于作文作诗，认为要带有感情，不能无病呻吟。
情感是王夫之于诗歌的基本要求。诗歌创作经由唐诗的巅峰状态发展至宋明以来，多有偏颇之处。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不能以学理来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体或学问来代替诗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评高适《自酮北归》）。“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王夫之对于模糊诗歌与史书的“诗史”类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诗评选》中尤为可见。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悄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摄兴观群怨于一沪”（评杜甫《野望》）。
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史学成就
王夫之的史学观
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其三、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于上下千余年中自由出入，但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
